疯长吧，“野生”新人导演们
作者 / 嘉栖
“青年人不必等候浪潮涌来，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每一个人都是弄潮儿。”
虽说，用中国电影新浪潮来形容当下国产电影市场上所涌现的新导演和新作品还为时尚早，但不得不承认，特色各异的新导演们已经成长为电影圈不可忽视的现象。且，相比于尚有代际可以划分的前辈们，这其中的某些新导演身上带有更多的“野生”气质：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电影科班教育，或是早早辍学，或是曲线救国，想法设法进修电影相关教育；拍电影之前，从事职业种类繁多，有实力演绎了“用电影的标准拍婚庆”的婚庆系导演，也有在设计、广告、摄影等泛艺术领域打拼的；此外，为了拍电影，他们更是“不择手段”，借遍亲朋好友，甚至贷款、借呗花呗轮流上，本着“演戏不避亲”的原则，父母亲戚齐上阵，其导演处女作大多成本不高，呈现出生猛、粗粝的质感、且具有蓬勃的冲击力。
这些半路出家的斜杠青年导演们，是为“野生派”新人导演。
备注：
1、表中所列的为2015年至今符合以上『野生』特征的代表性新人导演。
2、各影片成本根据公开资料查询所得，为大致范围的初始成本，后期出品公司加入之后等溢价成本不计算入内。
“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中，民众总有一种“竖子成名”的朴素愿望。
而在现代社会，能够不论出身，以实现阶级的跨越，仍然是大多数人对于成功的定义和追求。并且随着社会发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这反映在各行各业，包括电影圈。
此前，一起拍电影（ID：yiqpaidianying）统计了当下国内60位最具实力的导演，其中只有11位是导演系毕业。也就是说，这其中的大多数导演都是非科班毕业。而新人导演尤甚。
在拍sir所列的这十位“野生派”新人导演中，仅有张大磊是本科毕业于导演系，不过，他此前的经历已足够另类和朋克。早在高一的时候就选择了退学，组过摇滚乐队，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考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考试通过，却又觉得无趣，转而考了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导演系。在毕业之后，又搞了很长时间的“婚礼电影”。
而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仇晟，因为对电影的执念，毕业后选择上了香港浸会大学MFA，完成了电影相关的教育。
除此之外，其他人都是所学非电影。如毕赣，本科所学是电视编导，饺子则是医学系毕业，顾晓刚学的则是服装设计与营销，徐磊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想拍电影，都会自觉地“充电”，或是自学如陆庆屹、饺子，或是选择上相关专业的进修班，如忻钰坤、柴小雨等，以离电影更近一些。
而在毕业之后，拍电影之前，他们也为了生计，干了各种营生。其中，“婚庆系”导演是最为庞大的一波。毕赣、张大磊、徐磊等都拍过婚庆。甚至，毕赣曾调侃自己的长镜头和拍摄婚庆有关。像张大磊，则是颇为享受拍婚庆的过程，因为他所拍摄的“婚礼电影”不是简单跟拍，而是相当于原创故事短片，从剧本到分镜，服化道都严格要求；而徐磊，为了拍好婚庆，甚至还去认真拉片。
也有导演做过不少设计、策划类工作，如李非，曾经是平面设计师，同时也是青年作家；学画出身的顾晓刚，也做过相关的节目策划，像忻钰坤，有着丰富的栏目制作经验。当然，这些导演们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拍摄广告、宣传片或者MV等工作，为之后拍摄长片积累了不少经验。
而之所以是他们这些斜杠青年，能够从原本的岗位各自“转业”，走向同一条电影之路，不可或缺的就是“热爱”和“坚持”，虽听起来俗套却也是实理。毕竟，只有真心想干某件事情，才会勇于放弃之前的生活而重新开始。
当然，重新开始之路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这些非科班出身的导演来说，没有足够的人脉、没有充足的资金，捣鼓出一部导演处女作基本上得用尽浑身解数。因而，在他们身上，往往能看到些许行走江湖的草莽气。
首先，就体现在启动资金的筹集上。基本上自掏腰包+亲朋好友赞助，是最常规的操作。比如，在婚庆公司倒闭后，毕赣已经写出了《路边野餐》的剧本，但找不到投资。眼看着毕赣考取了爆破证，准备正儿八经上班，老师丁建国坐不住了，拿出了自己的十几万积蓄，再加上母亲拿出的两万块钱，“逼迫”着毕赣开始拍片。
而拿着自己八分钟的样片处处碰壁的张大磊，也是在父亲的投资下开始了《八月》的拍摄。
忻钰坤在拍摄《心迷宫》的时候，则是他一边拍，制片人一边在外面找钱，“十万二十万打回来”，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饺子相对来说比较特殊些，放弃从医之后的三年里，靠着母亲的退休金死磕出了动画短片《打，打个大西瓜》，在这之后自己靠着外包接活继续着自己的动画梦，直到遇到了光线彩条屋。
再悲惨一点的，像今年在FIRST影展大放异彩的顾晓刚，为了拍摄《春江水暖》的四季，从朋友众筹到花呗、借呗、网贷甚至高利贷，所有能找钱的法子都用了。
稍微幸运点的，如仇晟在筹拍《郊区的鸟》之时，除了自己和朋友的共同出资之后，后来陆续找到了合作的资方；李非拍摄处女作《命运速递》，前期也有公司投资的资金，到影片的后期制作部分，没钱了，几乎花光了他和主演同时也是朋友的赵炳锐所有的积蓄，交完房租的他全身上下不到6000块钱。而欠着钱的顾晓刚，后来也遇到了来自创投的救命钱。
在资金窘迫的现状之下，这些“野生”导演们只能变着花样缩减开支。于是乎，可以看到“小作坊式”团队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一方面体现在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导演自己身边的熟人。另一方面，在演员选择上，也多以非职业演员为主，且本着“演戏不避亲”的原则，亲戚朋友齐上阵。
典型如毕赣，将自己的小姑爹陈永忠捧成了职业演员，如今在《日光之下》《南方车站的聚会》等片中都有客串；像《八月》，制片人是张大磊的高中同学，摄影师是他的大学同学，演妈妈的郭燕芸是他婚庆拍摄的客户；即将上映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可谓是导演徐磊的“全家总动员”，你能在影片中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叔叔等本色出演。
而类似陆庆屹的《四个春天》，则是直接将其家人的生活以纪录片的形式搬上大荧幕。因而，成了这其中初始成本最低的影片，仅用1500元添置了一台三脚架，“当然算上为剪片子添置的电脑等，大概也有几万元。”
在资金有限、人员有限的情况下，使得这一批野生导演们的长片处女作，大多呈现出某种“野生”气质。非职业演员所碰撞出的稍显笨拙却也自然的生活气，灯光、摄影等画面呈现的粗粝质感，再加上导演们各自的才气，或是以叙事结构突围，或是在美学上有所突破，构成了独特的大银幕景象。
事实上，在当下的国产电影市场，之所以能够涌现出一些类似的“野生”新人导演，归根到底和整个社会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以及和电影相关的体制结构调整有关。
宁浩此前在对一起拍电影（ID：yiqipaidianying）的采访中就曾提及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纯科班毕业的电影导演其实不太多，且那时候还是国有制片厂时代，也就意味着新人导演很难有机会自己去拍摄一部影片。某种程度上，“地下电影”的崛起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而后，随着民营资本的崛起，以及国有制片厂的逐渐衰落，具有权威性的“导筒执掌权”和“导演话语权”才能够分散到更多普通人手中，使得很多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够走上导演之路。简而言之，只要你想去拍电影，在这个时代，总能想到办法去实现。
当然，随之而来的是这一代青年导演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残酷。就比如，即便现在有很多的青年导演扶持计划、各类名目的创投会，但依然会有很多新人导演们无所适从。
凡影咨询曾对60位青年导演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只有41%的受访者，他们的处女作在一年之内就筹集到了资金。从文中所列的这几位导演也可以看到，从2015年到现在，“没有资金”始终是难题。刚刚在平遥国际电影展凭借《鱼乐园》而小有名气的柴小雨，在筹备此片时，同样和其他导演一样需要花费力气找钱。
拍sir在今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创投单元，也见到了很多怀抱着“导演梦”的准导演们。有多年从医经验的，有在电视台工作的，有之前当过小老板的，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同样的野生系。当然，亮相创投只是第一阶段。拍sir也询问了几位导演们各自电影项目的最新进展，基本都是处在反复修改剧本的阶段。
对于他们来说，这类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和媒介，能让自己快速踏进电影圈。只是，所谓“修行在个人”，此后项目的推进，资金的落实、演员的码盘，还是得看自己的能力和机缘。
而一些已有作品的新人导演们，在其第二部作品的筹备过程中也还是会遇到阻碍。如仇晟导演，正在筹备自己的新片《犬父》，就坦言，“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新片要求的制作质量较高，所以成本较《郊区的鸟》有所上涨，一方面也是由于影视行业的大环境所致，大家会相对保守、谨慎一些，再加上《郊区的鸟》还未公映，在市场上的反响不明”，这些都是影响其融资的因素。
不过，毕竟是第二部作品，仇晟透露，此前合作的两家资方会继续合作，同时也能通过创投等其他渠道融资，整体而言，项目还是在平稳推进之中。正如新一批跃跃欲试的准新人导演们，有通过创投平台短暂亮相过的，也有更多默默无闻、还在水面之下的，相信只要是真心想拍电影，他们一定会如前辈新人导演们一样，各出奇招，各自出头，生猛有力。
想来，当有越来越多的新人导演们，或以野生之势，或是科班加持，以各自能力拍摄出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影像作品，那才会是真正的中国电影新浪潮到来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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